综上，建议将关于行政诉讼目的表述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同时，社会众多保守人士也表达了他们对此判决的不满。多数意见大法官们显然不会满足于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没有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对同性恋的强烈反感而形成的压制传统，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一直并非十分清晰，似是既非强烈谴责，也非开放接受，只要不影响生育与繁殖的延续，甚而可以当作无伤大雅的趣谈。同处西方文化圈内，美国自然也不免会受其影响。关键词: 宪法上的自由权。因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事实并不是广泛报道所认为的那样，本案多数意见保护的并不是它们所说的隐私权，而是，很简单：自由。上述事务涉及人在一生中可能做出的最为私密的抉择。

三、结语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吊诡：在美国，可能正是传统的宗教一道德谴责使得所谓异常性行为一直是被关注的能看到之事物，在自由主义兴起并逐渐成为该社会的主流观念之后，因达成了尊重私人生活之自治的广泛共识，反而推动了对与性有关的自由权的立法保护。{9-11}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中禁止性倾向歧视。四、 从实践到实践的逻辑：最高法院行政法解释的思想叙事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在文本定向的解释活动与问题定向的解释活动中，最高法院居然是一个两面派：在文本定向的解释中，他充满激情、大胆造法、价值主义的方法运用得如鱼得水，突破了相当多的成文法限制。

采用价值主义中的权衡方法解释法律的有3个。同时受理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5]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两种解释活动在最高院行政法解释中的思维与方法，则会发现风格上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在行政法解释中，这种双重叙事其实是两种模样，这里具体的内容笔者将在本文后面详细讨论，正是从这个不一样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院在解释中的一些困境与难题。[3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2006年5月。

[13]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采用政策作为法律根据（或说政策作为法律漏洞填补工具）的案件有11个。

这三个案件的案情和判决理由完全一样，都积极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立法原意进行突破，并透过法律解释创造性的提出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可以包含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条款，笔者以为，这一组案件是中国最高院行政审判历史上的高峰，其中既有对诉权政治价值的维护，又有具体司法智慧的运用，对于政治价值的建构又抱有一分司法的谦抑与冷静2． 一般原则造法价值主义还有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一般原则来直接弥补法律漏洞或发展法律。白钢、史卫民主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吕伟主编：《中国公共政策：演进、评价与展望》，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五、制度期待：作为公共理性平台的最高法院既然政策思维是中国法官，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的情结，那么，一个智慧的法官就要懂得解读政策，从政策中判断自己的历史方位，从政策中感受春江水暖、枫落秋寒。既然是政策惹的祸，就依据政策来解决吧，这或许就是最高法院在裁判这个案件，解释该案中的关键概念不履行法定职责所暗含的逻辑。

1994年11月26日，四川省司法厅召集该厅有关部门研究原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改革的问题，该次会议的《议事纪要》决定对原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的住房按购买时的价格出售给个人，对原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固定资产的移交作出了相应的安排。最典型体现就是蔡梅丽等诉四川省司法厅行政处理上诉案。2008年关于撤诉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是为了妥善化解行政纠纷，敦促行政机关改变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最高人民法院身处社会转型、矛盾多元的前线，又影响着全国行政审判的司法政策，因此会有很多不能让它承受之重向其压来。因此判决该处罚决定违反，并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诉权保障等重大问题上的突破，总是在政治上成熟之后大举进行，比如2000出台的司法解释，其前后的政治氛围与司法政策正是强调目前行政审判活动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一些地方法院领导对于行政审判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对行政审判工作采取消极态度。[30] 具体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最高人民法院最新行政裁判文书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29页。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很明显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保证程序的灵活性。该案是一起典型的转型中国的个案，其复杂程度远非一个个案所能完全表现。[32] 肖杨：《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3、评价最高院的文本定向法律解释非常明显的反映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价值主义立场明显，非常清楚的反映了通过司法解释克服成文法局限，并大胆造法的思路。[7]2．有效解决行政争议。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那司法此处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情况可以下面这个案件说明：① 政策直接否定具体行政为合法性案件4：案情[26] 晋城市畜牧局驻长治办事处诉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请求行政赔偿案该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山西省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不服从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长治、晋城两市畜牧局房产争议及住宅改造建设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原晋东南地区畜牧工作站的房地产权业已明确划归晋城市，、晋城市畜牧局长治办事处应按国家规定办理住房改造建设的有关手续，长治市各有关方面应予支持，对晋城市畜牧局长治办事处在长治的理住房改造建设的有关手续多方推委与制造阻力，晋城市畜牧局长治办事处将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以不履行法定职责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由于开工典礼举行后造成的损失。

最后，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辐射作用与典范作用，感染民众与行政机关的同时，真正在思维方式与解释方法之理性运用上同质化各级法官，这样法律正义思维与政策思维就将最终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人民法院不仅仅是纠纷的仲裁者和正义的伸张者，同时还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人民法院肩负着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在巩固执政党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有重大历史责任。

从这个数据看，最高人民法院采用实用主义的解释方法占到22个，规范主义立场的占到27个，价值主义的仅有11个。因此，公共理性在参与人、内容与论说方式及主题三个方面是公共的，它体现的是民主社会的宽容、开放与平等精神。

在一般意义上，法官经年守望的是正义，在他的脑海中，一种正确性的法律正义思维才是主旋律，然而，对于中国的行政审判法官来说，尤其是最高法院的行政法官而言，一种天生的政策思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他们所处的作为一种文化沉淀物意义上的司法环境所决定，而这种环境也由整个国家的政策治国思维所决定。假如法官真要从法律上坚持法律正义思维来解决，那就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了。

需要将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法解释活动提升为公共理性的运用与实践。[16]因此，管辖制度的司法解释也是最能体现防止行政审判遭受干扰的技术性设置。（2）价值主义的方法多依赖于下级法院的供给，而不是自己的创造这也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里的目的已经不是立法者本身的目的，而是行政法官根据中国行政审判所要维护的重要政治价值——相对人诉权，所做的保障。

[30]（五）问题定向解释之评价与反思1、有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从笔者的数据统计来看，最高法院实用主义立场下的裁判达到22个之多，是价值主义的两倍，可以说明充满了能动的精神，然而，这种能动精神背后也体现出很多中国的特色：（1）最高法院行政法解释对政策的维护过程与美国行政法解释学上的各种司法对行政的尊重相比，中国最高法院的行政审判的实用主义并非完全考虑制度能力与分权因素，而更多是对行政政策的一种维护与实现。在这种两面性下，它既是司法政策的发布者，体现出管理与调控的政策思考，又是司法裁判最终的宣喻者，述说着法的真谛。

[19] 李国光：《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29]在中国银行江西分行诉江西省南昌市房地产管理局行政赔偿上诉案案中，法官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解释性造法。

[10]下面这段话则鲜明概括了他们的价值主义思考痕迹：之所以将进一步规范受案条件和受案行为，确保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诉权作为进一步修改《贯彻意见》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价值。可谓英雄造时势也是时势造英雄。

其中某些意图不明显或分析价值不大的纯粹技术性解释则略去不谈。防止审判被干扰最典型的体现在2008年作出了关于管辖的司法解释之第1、2、3、4条。（3）价值主义的立场亦带有浓厚的政策思维当然，价值主义本来就允许有政策思维，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思维却不是不漏痕迹的藏在心中，而是跃然于纸上，也就是说它的解释理由非常的政策化，更多时候，行政法官不是审查该政策不合理性，而是竭力表明、论证与说服当事人相信该政策的合理性。在中国，政治价值有相当大一部分储存在法律和公共政策之中。

这里尤其是对诉权的保障成为一个亮点。这尤其体现在直接以政策为解释根据与裁判根据的时候，我们阅读其判决书可以发现其非常耐心与细致地阐述政策性考虑与要求，比如在晋城市畜牧局驻长治办事处诉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蔡梅丽等诉四川省司法厅行政处理上诉案中，法律说理远远少于政策分析，政策俨然成了真正主宰权利与义务的真实准据，也因此客观上这种解释法律依据的活动演变为解释政策、说明大局、宣传国家形势与要求的过程。

[20] 奚晓明：《最高法两司法解释有五个共同点》，载《法制日报》，2008年1月31日。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第58条和第59条。

[29] 具体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最高人民法院最新行政裁判文书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50页。[5]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